余艺做了一个梦。
    梦里他很小，小到看什么东西都要仰着头。
    天花板很高，吊灯很远，大人的脸是一片模糊的、看不清五官的肉色，只有声音是清晰的，从头顶落下来，像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，噼里啪啦的，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，但连在一起就变成了一种他听不懂的噪音。
    他站在一扇半开的门后面。
    门缝里透出一线光，橘黄色的、暖融融的，像冬天壁炉里火焰的颜色。
    他把眼睛贴在门缝上往里看，看到了他妈妈。
    她坐在梳妆台前，背对着他。
    她的头发很长，披散在肩上，穿着一件丝质的睡袍，领口开得很低。
    她面前有一面镜子，镜子里映出她的脸——不是他熟悉的那张脸。
    他熟悉的妈妈笑起来的时候眼角会有细纹，嘴角会往上翘，鼻梁旁边有一颗小小的痣。
    但镜子里那张脸没有笑，没有细纹，没有上翘的嘴角，只有两只眼睛，直直地看着前方，像两口枯井，黑漆漆的，什么都照不进去。
    她旁边站着一个人。
    那个人的手搭在她肩上，手指很短，指甲泛黄。
    余艺不认识那只手，但他认识那个声音。
    “他是我的儿子，”那个声音说，“这是余家欠我的。”
    余艺从梦里醒了一下，但没有完全醒。
    他的意识像一条被压在石头底下的蛇，拼命地扭动、挣扎，想要从那些沉重的、黑暗的、黏稠的东西底下钻出来，但每次刚探出头就被重新压了回去。
    他往下沉。
    沉到了另一个梦里。
    这个梦里没有他妈妈了，只有他和他的继父。
    那个人不是他的爸爸，他知道这件事的时候还很小，小到记不清自己到底是怎么知道的。
    他只知道一件事：他不是余家的血脉。这件事只有他和他妈知道。
    至少他妈是这么告诉他的，“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，你不要跟任何人说。”
    她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认真，认真到不像是在跟一个小孩说话，像是在跟一个共犯对暗号。
    余艺点了点头，把那个秘密吞进了肚子里，像一个被强行塞进去的、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的硬块，卡在胸口，每次呼吸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。
    但那个秘密并没有保护他。它什么用都没有。
    他十三岁那年，他的继父——余家那个在法律上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男人——在一个周末的下午，把他叫进了书房。
    书房的窗帘拉着，灯没有开。
    余艺站在书桌前，两只手背在身后，手指绞在一起。
    他不记得自己当时为什么紧张，也许是因为“被叫进书房”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某种不寻常。
    继父坐在书桌后面，台灯的光把他的脸切成两半，一半亮一半暗，像一张阴阳脸。
    他看了余艺很久，久到余艺的脚趾在鞋子里蜷了起来。
    然后他笑了。
    那个笑容余艺一辈子都忘不掉。
    “小艺，”继父说，“你想不想去省城读书？”
    余艺那个时候还不知道，这句话是一扇门的钥匙。
    门后面是一个他想象不到的、黑暗的、扭曲的、让他花了整整五年都没有走出来的世界。
    他被送到了省城。
    不是去读书，或者说“读书”只是这件事最不重要的一部分。
    他被送到了一个人的手里。
    那个人姓什么他现在已经不太愿意去想了，就让那个姓氏烂在记忆的最深处、永远不要被翻出来才好。
    他在心里只叫那个人：老男人。
    老男人五十多岁，头发花白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看起来斯斯文文的，像一个退休的大学教授。
    他的家里到处都是书，书架从地板一直顶到天花板，每一层都塞得满满当当的，像一座用纸砌成的城堡。
    余艺刚到那里的时候，觉得这个人一定很有文化、很有教养、很温柔。
    他是很温柔。
    那种温柔不是装出来的，至少不全是装的。
    老男人是真的喜欢他，那种“喜欢”以一种扭曲的、病态的、让人后脊发凉的方式存在着。
    老男人有一个儿子，如果还活着的话应该跟余艺差不多大。
    那孩子死了，死在一场车祸里，老男人的妻子从那天起就再也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。两个人像两条平行线，永远不相交，永远不相撞。
    余艺是老男人找来填补那个空缺的。
    不是“儿子”的空缺。
    是另一种空缺。
    一种更阴暗的、他自己不愿意承认的、被时间和丧子之痛发酵成了一种接近于病态的占有欲的空缺。
    余艺被送到那里的第一晚，老男人给他安排了一间很大的卧室，床是那种老式的雕花木床，被褥是新的，带着洗衣液的味道。
    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温水和一小碟切好的水果，苹果被切成兔子耳朵的形状，每一块都大小均匀，摆成一个圆圈。
    余艺躺在床上，觉得这里挺好的，比余家好。余家没有人会给他切兔子形状的苹果。
    那天半夜，他被一种声音吵醒了。
    不是很大的声音，而是一种很轻的、窸窸窣窣的、像是什么东西在地板上爬行的声音。
    他睁开眼睛，借着窗外的月光，看到了一个人影站在他的床边。
    是老男人。
    他站在那里，穿着一件深色的睡袍，腰间的带子系得松松垮垮的。
    月光照在他的脸上，那张脸的表情是余艺看不懂的——不是狰狞的、不是凶狠的，而是一种更接近悲伤的、像是一个人在看一样他失去了很久、本以为再也找不回来的东西。
    老男人伸出手，摸了摸余艺的头发。
    他的手指在发抖，指甲修剪得很整齐，指尖的温度偏低，碰到余艺的额头时，冰得他缩了一下。
    “睡吧，”老男人的声音很轻，像怕惊动了什么似的，“乖，睡吧。”
    余艺闭上了眼睛，他以为这就结束了。
    但那只手没有离开。
    它从额头滑到了脸颊，从脸颊滑到了脖子，在颈侧停留了一会儿，指尖感受着他颈动脉的跳动，然后继续往下滑。
    余艺不知道那是什么。
    他太小了，小到不懂得“被侵犯”是什么意思，小到把那只手在他身上的游走当成了一种奇怪的、让人不舒服的、但也许大人都是这样的关心。
    他没有推开那只手，因为他不知道他应该推开。
    他甚至不觉得那是“错”的。
    没有人告诉过他，一个成年男人的手在深夜、在一个十三岁孩子的身体上四处游走是不对的。
    后来这种事变成了常态。
    老男人每天晚上都会来他的房间。
    有时候只是坐在床边看着他睡觉，一看就是一整晚；有时候会摸他，从头发摸到脚趾，每一种触感都带着那种让人不舒服的、黏稠的、像被什么东西包裹住了的窒息感；有时候会让他做别的事。
    那些事余艺不想回忆，他把它们打包封存在记忆的一个角落里，像把垃圾塞进垃圾桶的最底层，上面盖上干净的、崭新的、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东西。
    让他觉得最混乱的不是那些事本身，而是老男人在那些事之外的所有时刻对他的态度。
    那种态度叫：宠溺。
    极度的、无底线的、毫无原则的宠溺。
    余艺想要什么，老男人就给什么。
    最新款的手机，限量版的球鞋，叫不上名字的设计师品牌的衣服，只要余艺的目光在某样东西上停留超过三秒钟，那样东西第二天就会出现在他的身边。
    余艺说不吃葱姜蒜，厨房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葱姜蒜。
    余艺说床单太粗糙睡得不舒服，第二天整张床就换成了真丝床品。
    余艺说不想上学，老男人就帮他请假，请一天、请一周、请一个月，想请多久请多久。
    老男人用这种方式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全天下最好的“照顾者”，一个无微不至的、把余艺捧在手心里的、恨不得把全世界都捧到他面前的人。
    余艺被宠坏了。
    是的，被宠坏了。
    他被那种没有边界的、不讲原则的、像洪水一样泛滥的宠溺泡了整整五年，泡到他的脾气越来越差，泡到他的要求越来越高，泡到他的世界里只剩下“我想要”和“我不想要”，完全没有“我应不应该要”这个选项。
    他开始像扔垃圾一样扔掉老男人送的东西。
    不是为了扔掉东西本身，而是为了看到老男人在他扔掉之后立刻买来更好、更贵、更离谱的东西放在他面前时那种讨好的、小心翼翼的、生怕他不高兴的表情。
    那种表情让他觉得自己是有力量的，觉得自己是掌控者。
    其实他不是。
    他从来都不是。
    他只是那个老男人用来填补内心空洞的、一件会说话会走路会发脾气的人形填充物。
    他是替身，是工具，是一个死去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个回声。
    后来老男人的妻子发现了。
    发现的方式很简单。她在收拾房间的时候，从老男人的枕头底下翻出了一迭照片。
    照片上全是余艺，在睡觉的余艺，在洗澡的余艺，穿着校服的余艺，什么都没穿的余艺。
    那些照片的拍摄角度说明拍摄者就在房间里，就在他身边，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用镜头一寸一寸地丈量过他的身体。
    那天晚上，老男人把余艺叫到了客厅。
    他的脸是灰白色的，像一张被揉皱又勉强抚平的纸，所有的褶皱都在，只是被压得更深了。
    “你明天就回去，”老男人说，“车票已经买好了。”
    余艺站在那里，手里拿着一个他刚拆开的、老男人送他的新手机，屏幕还亮着，设置向导在问他“是否要同步之前的照片”。
    他抬起头来看着老男人的脸，那张脸他看了五年，熟悉到闭上眼睛都能画出每一道皱纹的走向。
    他以为他会觉得解脱。
    但那个晚上，他躺在床上，没有解脱感。没有任何他以为会有的感觉。
    他只感觉到冷。
    不是那种盖被子就能解决的冷，而是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、像整个冬天都灌进了胸腔里的冷。
    老男人站在他房间门口，没有进来。
    他站在那里，手扶着门框，指节泛白，嘴唇哆嗦了几下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“对不起。”
    然后他走了。
    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轻，最后被走廊尽头的关门声切断了。
    余艺回到余家的时候，没有人问他这五年发生了什么。
    没有人问他在省城过得好不好，没有人问他为什么瘦了那么多、为什么脸色那么差。
    他的继父只是看了他一眼，说了一句“回来了”，然后就继续看他的报纸了。
    他的妈妈在客厅里坐着，手里拿着一杯茶，看到他的时候眼眶红了一下，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。
    她走过来抱了抱他，那个拥抱很短，短到他还没来得及感受她的体温就已经结束了。
    “回来就好，”她说，“以后好好在家待着。”
    在家待着。
    那个“家”里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被怎样对待过。
    或者他们知道，但他们不在乎。
    余艺后来才慢慢明白，他被送去那个老男人那里，不是因为他需要去省城读书，而是因为余家需要那个老男人手里的某样东西——一个项目，一块地皮，一份合同。
    他是那张合同上的一个条款，是谈判桌上的一枚筹码，是余家用来交换利益的等价物。
    他的身体值那个价，他的尊严值那个价，他的五年值那个价。
    他没有人可以恨吗？他恨的人太多了。
    他恨他的继父，恨那个把他当作商品送出去的男人。
    他恨他的妈妈，恨那个知道一切却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女人。
    他恨那个老男人，恨那个用糖果和宠爱把他包裹起来然后一点一点吃掉他的魔鬼。
    但他最恨的是他自己。
    恨自己那个时候太小了，小到连“不”都不会说，小到被侵犯了都不知道那是侵犯，小到把那个老男人的抚摸当成了某种奇怪的、不舒服的、但也许这就是“被爱”的感觉。
    恨自己居然在那些被宠溺的瞬间感到过满足，恨自己居然在那个老男人说“对不起”的时候心里涌上来的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“你不要走”。
    恨自己没有能力反抗。
    从头到尾，从十三岁到十八岁，从那个书房的台灯下到这间卧室的被铐住的手腕上，他从来没有一次真正地、彻底地、用尽全身力气地反抗过。
    他不是没有力气，他是没有那个东西——那个让他觉得“我有权利说不”的东西，一直没有长出来，像一个先天发育不良的器官，缩在身体的某个角落里，干瘪的、枯萎的、永远不可能再长大了。